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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命运》读后


要每时每刻年复一年的为争夺自己做人的权利,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的权利而斗争,而这场斗争中既不能自高自大,也不能有虚荣心,需要的只是谦逊。一个人遇到危险走投无路时,不应该惧怕死亡,如果他想不失去人格,就不应该害怕。

瘟疫期间,有什么比在窝家里读一本大部头的小说更惬意的呢?刚读完前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小说《生存与命运》,说它是20世纪的最伟大的文学杰作,是当代的《战争与和平》,一点都不过誉。不由得再次感叹,俄罗斯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多少伟大的作家。

小说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背景,围绕着一个家庭展开。小说主要的场景是战争的描写,更多的是对于前苏联国家制度与社会的反思。因为我们与苏联这种特殊的关系,许多内容中国读者读起来肯定非常熟悉,有时可能会会心苦笑。

书中主要角色年龄不同,工作不同,经历不同,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善良正直。作者通过残酷的战争与荒谬的社会,探讨人为什么活着。苏联曾经是一个集体的时代,集体被歌颂被神话,个体被压缩被牺牲。但集体为什么而存在呢?其原因与目的只有一个: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人结成集体是为了个人。像书中所说,『人的团结及其意义,只是由一个主要目的决定,那就是人们应该获得做人的权利,他应该成为一个独特的,按自己的方式感觉、思维和在世上生活的人』。

但集体社会里集体高高凌驾于个体之上。集体强大到渗入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集体长长的眼睛探照灯一样盯住每一个人。每个人极端缺乏安全感,你不知道无意中说的那句话会被记录到那份伴你一生的神秘的档案中。书中达伦斯基碰到一个少校,聊天时突然发觉话题有些敏感,『谈话推到一个特别的不寻常的轨道,于是他俩都默不作声,考虑是否应该同一个极不了解的人开始这种交谈,看来考虑结果是不该同不熟悉的人进行类似的交谈』。但相互试探中,随着谈话的深入,他发现对方也是和他一样的人,『达伦斯基立刻觉察到,交谈者在自己的这番话里涉及某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他所提出的令他激动不安和心灵痛苦的东西,并不是由于他的习惯或习性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是他感受到了某种不可言传的美好事物:不看人脸色,无所畏惧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争论那些令理智感到焦虑不安的问题,争论那些正是由于令人焦虑不安而使他从未同任何人谈起过的问题,这时他体验到了幸福』。人与人之间诚挚的交流本该是普通的、正常的、不可缺少的,但因为恐惧却难以达到。

这种恐惧是什么?是对苏联这个国家的恐惧。『人们善于克服恐惧,孩子们敢于在黑暗中行走,士兵们敢于投入战斗,小伙子们敢于迈出一步,带着降落伞跳进无边深渊』。但这种对国家的恐惧是特殊的,对千百万人来说是一种沉重却无法忍受无法克服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使你不敢说出真话,使你沉默。这种恐惧比夜路、战斗、深渊,比死更可怕。

绝大部分人不能战胜这种恐惧,极少数人能。书中人物斯特拉姆是一个物理学家,因为坚持并相信自己的学科研究受到了批判。他在看完批判自己的文章之后,『他从肉体上确实感觉到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个人柔弱的躯体是何等渺小,微不足道,他反复觉得国家正瞪着一双明亮的巨眼注视着他,眼看就要向他猛扑过来,他马上就要呼喊尖叫化为乌有』。要不要向组织认错,要不要写悔过信承认自己的过错。如果不认错,自己享有的现在的一切:别墅、地位、荣誉都将化为乌有。在一切社会资源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时候,可能意味着饿死。斯特拉姆最终选择了不认错,他要的是问心无愧。

他的命运却因一个电话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前避之唯恐不及的人,重新变成了最亲密的朋友,一切工作上的资源应有尽有。但马上他又面临一个更大的考验,他要在一封写给国外媒体的公开信上签名。他明知道公开信的内容是假的。斯特拉姆经历了比上次更剧烈的痛苦。在同事们殷切的目光注视下斯特拉姆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斯特拉姆在痛苦的反思中认识到,他签下了名字,保住了一些东西,失去了个人的正直与纯洁。世上的一切,与一个小人物的正直和纯洁相比一切都是渺小与微不足道的,『无论是从太平洋到黑海岸的王国还是整个科学』。这就是一切奋斗、痛苦、挣扎的最终的唯一的目的——做人的权利。『要每时每刻年复一年的为争夺自己做人的权利,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的权利而斗争,而这场斗争中既不能自高自大,也不能有虚荣心,需要的只是谦逊。一个人遇到危险走投无路时,不应该惧怕死亡,如果他想不失去人格,就不应该害怕』。

可是,不考虑什么善良正直,单纯为了活着而活着又有什么错呢?书中有两个给纳粹干活、管理毒气室的战俘:赫梅利科夫和茹琴科。茹琴科很享受自己的工作,兴奋而投入地将犹太人赶进毒气室,赫梅利科夫却非常痛苦。赫梅利科夫有时觉得自己与茹琴科毫无共同之处,有时又觉得没什么区别。以什么样的情感活着,重要吗?对于生物来说不重要,对于人来说重要,『但他(赫梅利科夫)并不明白,茹琴科让他感到惶恐不安,并不是因为茹琴科比他更有罪。茹琴科令他感到可怕的,是他用可怖的天生变态来证明他是无罪的。可他赫梅利科夫不是变态的怪物,他是个人。他模模糊糊知道,在法西斯主义时期,想成为一个人,最好是选择死,这比赖活着更轻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