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平静的土地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一种异常沉静感。
上个月去湖南旅行，行程安排是长沙——武陵源——凤凰。为这趟旅行，去之前重温了《沈从文作品选编》，临行前还将这本书塞在行李箱里。
在张家界山上，路过贺龙纪念馆，外面有贺龙塑像。我在书里读到过，同为湖南人，沈从文青年时代从军的时候，和贺龙有过短暂交集。谢绝了本地导游进去参观的建议后，我好奇地问她：他俩之间有什么轶闻趣事吗说来听听？导游一脸茫然：谁是沈从文？
想起这件事，因为回来后，又读了《沈从文的前半生》和《沈从文的后半生》。书中提到，一九八八年，沈从文逝世后，国内的新闻奇异的地没有声音。瑞典人马悦然听到消息，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求证，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
其实，我上学时也没听说过他。后来接触他的作品，惊叹之余，为自己的无知惭愧。这次重读《沈从文作品选》，仍然一拿起来就津津有味欲罢不能。特别是1932年，沈从文用暑假期间三周时间写得《从文自传》，让我对作家生长的凤凰小城充满好奇和向往。
时过景迁，凤凰当然不是一百年前的凤凰。这不仅仅指彼时街边的铁匠铺、染房、剃头铺子已经被如今的旅游用品商店取代。撇开时间的因素，穿越回当年的小城，我也怀疑自己能不能体会到作家体会到的乐趣。毕竟，敏锐是优秀作家独有的品质。
这种对环境的感知的敏锐需要天份，作家不到三十岁就对自己的创作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像他自己说的：“……在（民国）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说是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廿年以后，我应该说是比较优秀的一员了。”一九三二年，作家回凤凰的路上，给家人的书简中说：“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
以后放下写作，这种对美、对生活的敏锐感知仍伴随作家一生。一九五一年作家随团去四川参加土改，船入三峡，两岸景象令沈从文动容：“江上在这时已起了薄雾，动人得很。可是船上学画的，作曲子的，似乎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都似乎无从和他待进行的工作有个联系，很奇怪。”
其实不奇怪。大部分艺术家或作家，只是把作品看做达到地位、名声或其他目的的跳板。这一点是他所不齿的，抗战时表现为始终和左联保持距离。他始终坚持，作家应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反对艺术为某某服务。在“信”和“思”中，他选择“思”。在集体和自我中，他选择自我。因为这种目的的纯粹，他拒绝加入左联，谢绝接替老舍担任北京文联主席（很可能无意中使他文革中逃过一命）。他始终认为，作家应当靠作品说话，因此他在百家争鸣中保持沉默（又无意中躲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
不依附于任何团体，保持思想独立，因为他不相信政治，相信知识和理性。“……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化人头脑的催眠，迷信空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国平天下，而解决国家一切困难和矛盾。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完全抬头。”
沈从文不是书呆子，他对当时政局认识之深刻，堪比他的两个至交：胡适和徐志摩。胡适和徐志摩是沈从文的伯乐，没有这两个人，可说就没有作家沈从文。可惜这两个至交，一个命陨空难，一个四九后天涯海角。沈从文的朋友圈很有意思，除了胡适、徐志摩，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巴金、金岳霖等。有什么共同点？都是做学问不当官人畜无害的老实人，都不会整人祸害人。
这样的人，胸无大志，又没有后台背景，所以“聪明”人自然无视他，更“聪明”的人如范曾、丁玲更肆无忌惮地踩他侮辱他，反正不需担心报复。但是，“此处环境百无可为，只能退回小房，守住桌边，作漫无边际思索……天真易带来不同忧患，或终比世故巧佞带来幸福为自然合理也。”
解放前夕，伴随着郭沫若率领的围攻笔伐，作家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终于发展成精神失常，直至在家中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获救后，悲剧转入谧静，只留下叹息，“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处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土改，批斗，公审，枪毙，作为参与者，如何消化和理解这轰轰烈烈的时代巨变？“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平静的土地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一种异常沉静感”。
寂寞中，作家的思想最终通向了这里，“……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新社会，一切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夫人鼓励他，组织上动员他，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啊。在巨变面前，作家却感到根本性的断裂：“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也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这里有困难是十分显明的……因此不外两种情形，他不写，他胡写”。
事实也很快证明了，那些胡写的所谓伟大的作品很快被抛弃，反倒沈从文的作品开始一版再版。与众人期望的恰恰相反，作家在世时对所谓沈从文热没有任何兴趣，甚至使他深感忧虑。一九七九年，他担心为他说公平话的人将来会吃亏！几十年的反复无常，使他不再相信那些一再重复的“官话”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即或可从每一个领导文学艺术的人（或官）的口中听到，事实上，有许多人是当成个语助词看待，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这方面的真正民主。”在重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后，他甚至作打油诗一首：“生活若要吃得开，应从二书学点乖。回忆录亦不妨写，适当说谎倒不坏！”这样一个喜欢读“生活这部大书”的人，晚年竟得出这样的读后感！